2026年7月8日，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王辉耀受邀出席2026 Horasis亚洲会议并在全体会议“重塑全球化：亚洲对于开放世界的愿景”发言，以下为发言内容分享:

当前世界并不是走向“全球化终结”，而是进入全球化升级、重塑和再平衡的新阶段。过去80多年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曾经支撑了战后经济增长与国际合作，但随着世界经济重心转移、亚洲和全球南方影响力上升，原有治理体系已经难以充分反映当今国际格局的现实变化。因此，未来的关键不是放弃全球化，而是改革全球治理，使其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也更能回应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利益诉求。

亚洲将在这一轮全球化重构中发挥核心作用。他指出，亚洲拥有全球约一半人口，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持续上升，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锚点”。中国仍保持较高经济增速，并持续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同时，印度、东盟以及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也在加速发展，区域内部的贸易、投资、产业链和数字连接不断深化。

从长期趋势看，亚洲不仅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也将成为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贸易体系创新和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力量。他强调，面对保护主义、碎片化和“脱钩断链”的趋势，亚洲应更加主动地承担开放合作的责任，通过制度创新和区域合作，为世界提供新的全球化实践路径。

亚洲可能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拯救者”和“推动者”。在一些传统全球化推动力量出现收缩的情况下，亚洲地区仍在推进自由贸易、区域合作和互联互通。RCEP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自由贸易安排，CPTPP也在吸引更多经济体参与，英国加入CPTPP、中国表达加入意愿，都说明亚太区域贸易架构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和开放性。与此同时，数字经济、跨境电商、绿色产业链、金融服务和人才流动等新领域，正在让亚洲内部合作更加密切。

未来全球化不一定沿着过去以欧美为中心的路径展开，而可能更多从亚洲、全球南方以及新兴市场之间的合作中产生新动能。

在回应主持人关于“如果亚洲不仅要适应规则，而是要参与重塑规则，第一项需要改变的规则是什么”的提问时，王辉耀表示，最重要的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他认为，当前国际体系需要更加充分地反映世界经济权重的变化，特别是亚洲和全球南方在全球经济中的实际地位。过去一段时间，一些国家退出或削弱多边机制，使WTO、WHO等国际组织面临压力，也使全球治理体系暴露出代表性不足、执行力不足和协调能力下降等问题。与此相对，亚洲地区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表现出较强活力，RCEP、CPTPP、数字经济合作框架以及东盟互联互通等机制，正在为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提供新的制度实验。王辉耀指出，这些亚洲实践说明，全球化仍然有强大生命力，只是其动力源、制度形态和合作方式正在发生变化。王辉耀还指出，未来全球治理改革不应仅限于传统贸易和金融体系，也应覆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和数据治理等新兴领域。随着AI、跨境数据流动和数字基础设施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需要围绕技术安全、数据流通、算法治理、数字贸易和国际标准建立更加开放、包容和可协调的治理框架。他提到，中国近年来也在积极推动新的国际治理平台和机制建设，包括在香港设立国际调解院、围绕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提出新倡议，以及探索数据领域的国际合作安排。这些实践说明，亚洲不仅在参与既有国际秩序，也在围绕新技术和新规则提出面向未来的治理方案。

谈及金砖合作和全球南方崛起时，王辉耀指出，亚洲也是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合作的重要支撑。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增长潜力巨大的经济体，对金砖机制和全球南方合作具有重要意义。随着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和国际影响力上升，全球治理结构也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王辉耀认为，未来国际秩序将不再是少数西方国家主导的单一结构，而是一个更加多元、多中心、多层次的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亚洲既可以通过区域合作增强自身凝聚力，也可以通过与非洲、拉美、中东等地区的合作，推动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

在谈到亚太局势时，王辉耀认为，未来亚太地区有望在新的力量平衡中保持相对稳定。他指出，中美关系是影响亚太和世界格局的关键变量之一。相比此前更突出“战略竞争”或“战略对抗”的表述，未来中美关系如果能够逐步转向“战略稳定”，将有利于亚太地区保持合作空间，也有利于其他国家减少“选边站队”的压力。他表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并不希望在大国之间被迫选择阵营，而更希望根据自身利益和实际需要，选择谁能够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更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更有效的合作方案。王辉耀认为，如果中美能够保持基本稳定，亚洲国家就可以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深化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和全球治理继续向前发展。

围绕亚洲区域合作机制，王辉耀提出，可以在东盟经验基础上探索更大范围的亚洲合作。他指出，他指出，东盟与欧盟不同，是一个由不同政治制度、发展阶段和文化背景国家组成的区域多边合作机制，其共识导向、包容协商和避免冲突的方式，在多元亚洲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亚洲国家发展阶段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不同，但正因为如此，更需要一个能够促进对话、建立信任、推动务实合作的平台。王辉耀认为，未来可以思考是否有可能逐步形成更广泛的亚洲合作机制，甚至探讨“亚洲联盟”或“亚洲共同平台”的可能性，把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东盟等主要亚洲经济体更好地连接起来，以经济合作和共同发展为基础，增强亚洲整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

在现场讨论“未来12个月应采取什么具体行动，以保持新一轮全球化开放和共享”时，王辉耀提出了一个明确建议：亚洲应考虑召开一次“亚洲峰会”。他表示，非洲有覆盖54个国家的大陆性峰会，拉美有区域峰会，欧盟也有自身峰会机制，但亚洲作为世界经济最具活力、人口最多、未来增长潜力最大的地区，却缺少一个真正覆盖全亚洲、面向未来合作的高层峰会平台。王辉耀建议，可以在香港或其他亚洲城市举办一次亚洲峰会，邀请亚洲各国领导人和重要利益相关方围绕贸易、投资、技术、气候、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治理和区域安全等议题展开面对面对话。他强调，亚洲要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就必须建立更强的信任基础，而领导人之间、企业界之间、智库和社会各界之间的直接交流，是形成共同议程和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起点。

关于“信任”这一议题，王辉耀在回应其他嘉宾时表示，他赞同“新超级力量是信任”的说法。全球化不仅发生在国家层面，也发生在企业、家庭、教育、文化和个人身份层面。他结合自身经历提到，跨文化背景和家庭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体现。全球化不只是贸易数字、资本流动或产业链布局，它也体现在人们如何理解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和不同身份。王辉耀认为，在全球化架构被重新设计的过程中，各方不能只想着“拥有桌子”或“主导桌子”，而应以更加谦逊、开放的心态“守住桌子”“搭好桌子”，让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利益相关方都能坐下来对话。只有这样，全球化才能从竞争和对抗重新回到合作与共赢。在观众提问“应从哪里开始推动思维转变，是由私人部门、少数国家联盟还是多边机制发起”时，王辉耀提出，面对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全球应建立更具前瞻性的治理机制。他建议，可以在G20框架下推动建立“AI 20”机制，让全球最大的20家人工智能企业坐到一起，讨论AI发展的机遇、风险和治理规则。王辉耀指出，人工智能可能比传统技术带来更深刻、更广泛的影响，如果缺乏合作治理，世界可能陷入新的技术军备竞赛和规则分裂。因此，应通过AI 20这样的机制，让主要科技企业、政府和国际组织共同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服务人类、如何防范风险、如何避免技术竞争演变为对抗。他强调，AI治理不能只由少数国家或少数企业决定，而应通过更加开放、多边和包容的方式形成全球共识。

在回应关于“市场力量能否克服政府干预、继续推动全球化”的提问时，王辉耀表示，市场和政府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动态摆动。过去人们常说“小政府、大市场”，也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对于推动经济增长、贸易繁荣和创新发展非常重要。但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化、经济金融体系更加复杂，单靠市场本身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金融危机等经验表明，如果市场完全缺乏监管，也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因此，未来不是简单选择市场或政府，而是要在二者之间找到合理平衡。王辉耀以中国经济发展经验为例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一种具有活力的混合型经济体系。一方面，私营部门在中国经济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贡献了大量GDP、税收、创新、就业和企业数量；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关键行业、公共产品、抗灾救灾、高铁建设等领域承担了重要功能；同时，外资企业也是中国经济和出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制造业、汽车、新能源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这种由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中小企业共同构成的经济结构，体现了市场活力与政府协调之间的平衡。王辉耀表示，未来各国都需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而不是简单照搬某一种制度逻辑。关键在于既释放市场活力，又保持必要的公共治理能力；既鼓励创新竞争，又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