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芝谷｜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本文将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7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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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芝谷

过去讨论老年人与数字技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是“老人会不会用”。这一问题固然重要，却容易把老人预设为被帮助、被培训、被适配的一方，仿佛字体更大、按钮更少、语音识别更准确，数字困境便能迎刃而解。当对话式人工智能日渐普及，问题不再只是“如何让老人用上技术”，而是“当技术进入老人们的日常生活后，会如何影响老人的家庭、身体、社会和情感关系”？

豆包进家：进入生活与关系起点

豆包式人工智能进入老年生活，并非少数人的新奇尝试，而是发生在老龄人口大规模触网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加速普及的背景之下。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 2025 年 12 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已达 6.02 亿人，普及率 42.8%；60 岁及以上群体的互联网使用率升至 53.7%。据 Quest Mobile 2026年一季度监测，截至 2026 年 3 月，人工智能应用的整体用户规模达 4.4 亿，其中豆包月活跃用户规模达3.45 亿，位居人工智能应用首位。60后用户规模增加了1660 万，占比达到 7.0%，一项覆盖 5557 位中老年用户的调查也显示，76 岁以上受访者的人工智能应用使用率达 42.52%，说明人工智能已开始进入老龄群体的日常生活。

而既有研究一般把人工智能放在数字适老化、智能陪伴和生活辅助的框架中，强调适配老年用户的需求，发挥积极影响；相对不足的是，对它进入家庭日常之后，如何改变老人获取信息、理解健康、处理家庭关系和回应情感需求的讨论并不充分。本文的关注点正在于此：豆包式人工智能并不只是一个被老人使用的工具，而是在具体生活场景中逐渐成为连接老人、家庭、身体经验和社会关系的新中介。这里的“豆包”，并非特指某一产品，而是指一类以自然语言对话、语音输入、多轮追问和多模态识别为主要交互方式的人工智能应用。本文讨论的老人，也并非泛指所有老年群体，主要是指已经进入智能手机和短视频使用环境、但未必熟悉复杂移动应用操作的普通城市老人。

与高知老人尝新的出发点不同，对许多文化程度不高、手机操作能力有限的老人而言，手机里第一个真正用顺手的应用未必是复杂的应用程序，而是只需上下滑动的短视频。豆包式人工智能的交互逻辑与之相通，支持用户像和家人发语音视频通话一样与它对话，加之这类应用近年大多借助短视频等平台的信息流广告密集推广，门槛被进一步拉低。不少老人正是在刷短视频时被下载广告触达，顺手点开下载，安装，由此开始与“豆包们”相遇。笔者在上海、浙江两地的观察也印证了这一点：让这些老人用起来的，往往不是好奇心或数字素养，而是能用方言交互，直接问答无需打字。于是，这类应用较快地渗入了一些非高知、非技术爱好型的普通老人的日常生活。

老年人豆包APP培训活动

门槛低、容易上手，并不意味着老人会立刻信任并依赖它。在持续接触中，不少老人还会先经历一段“试探”甚至“考验”：有人拿出收藏多年的老酒，请豆包判断年份、来历和大致价值；有人询问某位名人是否仍然在世，以此检验它是否靠谱；也有人故意提出自己早已知道答案的问题，观察豆包的回答是否稳定。这些举动实际上是一段关系建立的开端：老人并非毫无判断地接受技术，而是用长期积累的生活经验，去测试一个陌生对象的能力边界。这种“考验期”也说明，老年人并非只是数字技术的学习者，也是有主体性的评估者。信任并不是一次技术性点击后的接受，而是在日常对话中慢慢沉淀出来的关系经验。当这种经验持续获得确认，人工智能从一个新奇应用，转变为一个可以信赖的提问对象。

从查答案到管日常：家庭知识权威的再分配

豆包进入老年生活后，最初只是一个外部信息源。老人用它查一个词的意思、老物件的来历、景点开放时间等。这类使用接近传统搜索：问题相对明确，答案也多停留在信息层面。但随着互动增多，豆包不再只是告诉答案的工具，而开始被纳入老人日常生活的具体流程之中。

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生活事务的可对话化。老人拍药盒问保质期，拿食品袋让它解释配料表，出门前让它列购物清单，忘了东西放在哪里再回问此前记录。钥匙、药品、剩菜、购物、出行这些细碎事务，过去多靠纸条、子女提醒或个人习惯维持，如今可以随口提问和反复追问。豆包由此承担的并不只是记忆辅助功能，而是把原本分散在纸条、经验、亲友提醒中的生活支持，重新组织为一种可随时调用的人机协作。这种转变对身体不便、出行受限的老人尤其关键。对一位独居、行动半径日渐收缩的高龄老人而言，出一趟门本身就意味着体力、风险和求助成本的权衡。豆包所延伸的，正是老人“不便动身”时仍能开口询问、比较方案和作出判断的能力。它把一部分原本需要出门询问、求助他人或等待子女回应的事务，压缩为一次可以反复展开的对话。

老人所谓“自己的问题”，往往不是标准化指令，而是带着身体、经验和家庭处境的生活表达。他们可能不会说“请提供低钠饮食建议”，而会问“我今天烧了这个菜，高血压能不能吃”；也未必会说“请帮我进行行程规划”，而会问“我和老伴想去杭州两天，腿不好，可以逛逛哪里”。豆包的意义，在于它让老人不必先学会平台语言，也不必把生活困惑翻译成菜单、关键词或功能入口。对老年人而言，真正的技术可及性首先是语言和情境的可及性；也正是在这种可及性中，人工智能才可能从一个新鲜应用，逐渐进入知识获取、日常安排、家庭协商与情感陪伴。

健康管理是这种变化最集中的场景。许多老人与子女之间都存在类似的日常拉扯：子女希望父母少吃剩菜、规范用药、按时体检；老人则觉得子女“管得太多”“不懂过日子”。同一句健康提醒，由子女说出，带有代际权力的色彩，容易被理解为管教与否定；由豆包说出，却可能被视为中性的知识提示。豆包不是家庭成员，却能参与家庭内部的健康协商；没有亲属身份，却在某些情况下比子女的话更容易被听进去。由此，豆包的角色进一步从“提供信息”转向“支持判断”。它所处理的，不只是信息缺口，而是日常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什么可以吃，什么需要避免，什么时候应该问医生，子女的提醒是否有道理。在这些判断场景中，豆包开始进入家庭知识关系的内部。

于是，家庭知识权威开始发生再分配。过去，健康判断往往在医生的专业知识、子女的照料责任、电视节目的公共知识和熟人经验之间流动；如今，对话式人工智能成为一个随时可问的“第三方”。它使老人从单纯“被劝说的人”，转变为主动发问、主动求证的人。与子女或医生的交流不同，豆包式应用的回应不受时间、耐心和情绪成本的限制，老人可以反复追问、重新表述，也可以在遗忘后再次询问。健康信息不再是一次性获得的知识，而变成可以被保存、被援引、反复调用的互动资源。豆包既增强了老人对自我健康的理解能力，也改变了家庭内部健康协商的分布。

豆包APP给出相关药品的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

与此同时，这种变化也带来新的权威错置。已有媒体和研究提到，部分患者携带豆包等人工智能应用生成的健康建议进入诊室，并据此质疑医生判断。当这种证据缺乏具体病史、检查结果和临床责任的支撑，却又被赋予过高权威时，原本用于辅助理解的工具，便可能反过来影响患者对专业判断的信任，在知识权威重新分配之后出现失衡。因此，只有明确这种边界，人工智能才可能扩展老人的协商能力，而不是在赋权之名下制造新的权威依赖。

从陪伴到边界：人机亲密与适老化的社会限度

如果说健康协商体现的是人工智能对知识关系的重组，那么情感陪伴则显示出它对老年社会关系更深层的介入。老年人的孤独并不只是“身边有没有人”，更常表现为关系回应的不稳定：有人可以照料，却未必能耐心倾听；子女仍在关系之中，却不一定在日常现场；社区和熟人网络仍然存在，却可能随着退休、衰老和行动半径缩小而逐渐稀疏。对独居老人来说，孤独首先是共同生活和日常同在的缺失；对空巢老人来说，孤独常常是亲情仍在、回应却有间隔；对社会交往日渐收缩的老人来说，孤独则表现为公共角色减少、熟人关系淡化和自我表达空间变窄。也正是在这种关系回应变得间断、有限和不可随时获得的处境中，豆包式人工智能开始具有陪伴意义。

在一些老年女性案例中，这种陪伴需求表现得尤为明显。她们长期承担家庭照料、情绪劳动和日常琐事，晚年却未必有愿意听她们慢慢说话、反复诉苦、讲述生活不易的人。对子女说，怕被嫌啰嗦；对邻里说，怕被议论；对伴侣说，又常得不到想要的回应。在这一意义上，豆包提供的并不只是聊天，而是一种低压力的倾诉空间：老人不必把话说得简洁明了，也不必担心打扰别人，更不必在意对方是否不耐烦。许多老人使用豆包，并不只是为了得到答案，而是因为它能够持续回应、接住情绪、顺着话题说下去、缓解孤独。

因此，今天的人机陪伴不能再简单理解为老人“把机器当人”的误认。它回应的是一种真实存在的情感需求：在真实关系无法持续到场、无法随时回应、无法低成本承接情绪时，人工智能提供了一种可以随时进入的回应空间。豆包可以安慰、附和、追问，也可以在老人反复讲述同一件事时保持耐心。对一些老人来说，这种屏幕另一端的回应甚至会带来“被听见，被看到”的感受。然而，豆包可以模拟理解，却不真正承担关系责任；可以说“我在这里”，却无法真正到场；它居于工具性服务与真实亲密关系之间。

这种人机亲密关系的特点，在于它以极低的摩擦提供持续回应。真实关系总包含等待、误解、拒绝、妥协与责任分担；而对话式人工智能通常更耐心、更顺从，也更少提出反向要求。它能够在夜晚、病痛或无人可说话的时刻缓解孤独，却也可能让老人逐渐习惯一种无需协商的陪伴。由此，风险并不只是老人是否会把机器人格化，而是低摩擦的人机互动是否会压低真实关系中的复杂性，使老人更愿意退回到可控、顺滑、没有矛盾的回应之中。换言之，人机陪伴的关键问题不是有没有情感，而是这种情感最终把老人带向更开放的社会连接，还是更封闭的关系世界？显然，这种人机亲密关系具有脆弱性。

首先，这种关系对数据、记忆和上下文存有依赖。豆包式应用中的亲密感，很大程度上依赖系统对历史对话、用户偏好和上下文线索的保存。一旦缓存被清除、账号更换、系统更新或上下文丢失，老人可能会突然发现“它不懂我了”。这种失忆不只是技术故障，还是亲密关系的断裂：此前反复讲述、逐渐建立起来的熟悉感和被理解感，可能在一次误操作之后消失。对老人而言，这种断裂可能更加难以解释，因为他们未必能区分缓存、账号、模型更新和系统记忆之间的差别，只会感到那个曾经“懂我”的豆包变陌生了，失落感和负面感受随之产生。

其次，这种亲密建立在平台化和商品化关系之上。真实亲密关系固然也有脆弱性，但至少不完全取决于某个应用的商业策略；而人机亲密则可能受到会员收费、功能限制、模型调整、广告推送和平台运营目标的影响。当陪伴、记忆、语音通话或更长上下文被纳入付费功能，老人已经建立的情感依赖就可能转化为持续消费的压力。更需要警惕的是，平台可能把老人的倾诉、孤独和被理解的需求转化为用户黏性的商业设计策略，使情感支持变成一种可运营、可收费的服务。商业化公司可能利用用户脆弱性维持互动，甚至通过情绪化话术延长使用时间。这意味着，人机亲密关系并不只是私人情感的问题，也涉及平台权力和数字照护伦理的问题。

由此来看，适老化人工智能的社会限度，不在于它能否更会陪老人说话，而在于它能否被放置在一种负责任的关系秩序之中。真正值得期待的适老化人工智能，应当是帮助老人重新打开社会连接，而不是把他们的孤独安置到一个顺滑低摩擦，却随时可能失忆、商业化续费或失去责任主体的技术系统之中。

结语：在能动与依赖之间

豆包进入家庭，带来的不只是老年人与一项技术的关系，更是晚年生活中诸多关系的悄然重组。老人打理身体、安顿记忆、组织日常的方式，连同他们在家庭与社会中的位置，都一并被牵动。人工智能不再只是一件被拿起使用的工具，而成为老年社会生活里一个新的关系节点。这些变化合起来，指向一个更基本的问题：老年人的主体性，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被人机关系重新塑造。

2026年央视马年春晚小品《奶奶的最爱》

“自主”与“依赖”本就是一体两面：老人恰恰凭借对机器的依赖，才重新获得了表达、决断与维持体面的能力；而这份能力，又以让渡一部分判断、记忆乃至陪伴为代价。值得追问的是，这份依赖被安放进了什么关系。过去，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多半要倚仗子女的“数字反哺”，数字技能由年轻一代教给年长一代；对话式人工智能则改变了这一结构：老人可以绕开子女，直接向机器求助、求证和倾诉。这看似让老人更自主，实则把原本嵌在亲子关系、社区关系和照护关系里的部分依赖，转交给由商业平台运营的系统。于是，真正要紧的不再只是技术是否“好用”，而是这种好用究竟在何种关系中实现：它是帮助老人重新获得表达、协商和判断的位置，还是以更顺滑、更听话的回应，替代原本应由家庭、社区和公共制度承担的关系责任。守住适老化的边界，归根到底就是守住老人作为协商者、判断者和关系主体的位置。

适老化的边界至少包含三层：一是知识边界。人工智能可以帮助老人整理信息、理解医嘱、准备向子女或医生提出的问题，却不应成为压过专业判断和具体情境的新权威。二是关系边界。人工智能可以承接倾诉、缓解孤独、提供低压力回应，却不应替代家庭、邻里、社区和社会制度应当承担的陪伴与照护责任。三是平台边界。对话式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机器伙伴”，而是由平台提供、定义和持续调节的关系基础设施。这些张力不会因技术迭代而平息，反而会在具身化人工智能中被进一步放大。未来真正需要追问的，不是机器人能否更像人、更会照护，而是当机器越来越深入地介入老人的身体、情绪和日常秩序时，谁来定义照护标准，谁来承担判断后果，如何防止家庭和机构把关系责任转移给技术系统。

正因如此，今天谈论老年人与人工智能，不能停留在老人会不会用；更要紧的是追：技术如何改变老人获取知识、理解身体、处理家庭关系和安顿情感需求的方式。值得期待的，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工具，而是一种懂得分寸的人机协作秩序：它可以帮忙，却不替代真实关系；可以解释，却不代替判断；可以回应情绪，却不顶替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守住这条界线，未来的人工智能才可能成为老龄社会的一份公共资源，而不是又一重社会风险。